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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服沙皇的蒙古领主、台吉，应“饬令不得刁难，不得禁阻”，并对居住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地区已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应“饬令所属不得予以凌辱和施加任何暴行”。关于第二项使命，即刺探军事情报，戈洛文向基比列夫开列出一大串项目，诸如：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发生争端的原因为何？噶尔丹当前驻扎何处？兵力多少？在同噶尔丹会谈中达成了什么协议，等等。噶尔丹把基比列夫尊为上宾，基比列夫抵噶尔丹牙帐的第二天，正逢乌尔会河战斗发生，噶尔丹“带上俄国使者去‘观战作证’”[62]。基比列夫事后大肆吹嘘噶尔丹的实力，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63]。噶尔丹深知清朝政府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主要障碍，因此决心进一步投靠沙俄，“准备向俄国作出任何让步，甚至领土的让步”[64]。他甚至向俄国人表示，“只要他们给他2000或3000哥萨克精兵和一些大炮，他就能够破坏中国在长城外的全部边境。”乌尔会河之役后，噶尔丹率军深入乌朱穆沁，“遂乘胜长驱而南，深入乌兰布通，距京师七百里乃止，时“京师戒严”，情况危急。噶尔丹与之对阵的不是弱国庸才，而是国势兴旺的清王朝和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康熙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铁骑，首先在外交方面，对正在进行的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方针作了调整，康熙指示，俄国“若恳求尼布潮（即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由于清政府的让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0年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清政府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之后尽管戈洛文仍“在厚待这一强大的邻居”，但再也不敢放手大干。加之俄国政府从尼布楚条约中获得实利，俄国的最高当局远非如前一时期那样，急于与噶尔丹建立联盟，而是采取口头上的支持，行动上敷衍的政策，并很快将戈洛文从西伯利亚调回莫斯科。1693年8月俄国政府还向各关卡监督发出训令，严禁向卡尔梅克人输出军火。清政府在军事上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康熙决定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五年（1696年），准噶尔与清军之间大规模战役有两次，一次是二十九年八月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之战；另一次是三十三年五月的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宗莫德）之战。这是两次战略决战，均以噶尔丹的失败而告终。乌兰布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进攻的锐气，而昭莫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有生力量，战后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一带。噶尔丹的“东进政策”终以彻底破产告终。康熙九年这一叛乱发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