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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降的强大压力。1697年，康熙积极进行第三次亲征朔漠的军事准备，为此，康熙亲临宁夏，三月兵分两路西进。每路兵3000名，分由费扬古、马思哈统帅。四月，康熙率大军抵狼居胥山，摆出军事围剿的姿态。此前不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谕告噶尔丹使人格垒沽英：“尔还语噶尔丹，凡事务必亲面会语，不然，则事无终局。彼如不来，朕必啮雪往讨，断不中止。朕在此地行猎待尔，限尔七十日内还报，如过此期，朕必进兵矣”。噶尔丹在政治上、军事上均面临绝境，他的亲信头目如阿喇卜滩、格垒沽英等先后降清，另一个亲信吴尔占扎卜则指噶尔丹“如不降，当另图一策，首鼠两端，而待毙乎”，而噶尔丹除埋怨“初不欲来克鲁伦地方，为**喇嘛煽惑而来，是**喇嘛陷我，我又陷尔众人矣”外，也一筹莫措。当时留在噶尔丹身边的仅有阿拉尔拜、讷颜格隆二人，“余下不及百人，其有余者，人各有马驼二、三，而止有一马者为多，无马者近三十人，牛羊则全无，捕兽而食，不获兽则杀马驼以食”。噶尔丹是决不甘心投降的，有一则西方记载这样描述：“（康熙）皇帝后派去了两个准噶尔人，他们也被（噶尔丹）接见了，他们向他报告了帝国的实力以及被俘人员等如何在中国得到了一个舒服的收容所。当然，所有这些话，那个骄傲的首领，是听不进的。据说，他一言不发地中断了接见。很明显，他绝没有泄气”。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初，噶尔丹流窜到阿察阿木塔台地方，“噶尔丹所，有诺颜格隆阿喇儿拜，下有一百余”。[81]噶尔丹还“曾遣人约丹济拉，会于阿察阿木塔台”[82]，据一个卫拉特俘虏口述：“噶尔丹下人，但捕兽为食外，并无余物，视众人形状，窘迫已极，问其马亦甚瘠，膔大者少云”。但是噶尔丹尚未及与丹济拉会面，于三月十三日“早辰得病，日晚即死，不知何病”。据一个现场见证人杜拉儿口述：“噶尔丹曾云我向以折滚噶尔为良善之国，不意无信如此。怨恨数日，饮食俱废，于十二日头痛，召丹济拉前去，十三日午前身死”，随从当天即“夜焚其尸”。噶尔丹终以悲剧英雄划出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一个句号。丹济拉、诺颜格隆、丹济拉之婿拉思伦，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察海，共300户至内地降清。丹济拉初授散秩大臣，其子多尔济塞卜腾授一等侍卫，钟察海与其弟塞卜腾马儿珠尔则安排在北京居住，并授塞卜腾马儿珠尔为一等侍卫，给之妻室，而以钟察海婚配二等侍卫沙克都尔。三十六年三月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地方